随着新世纪钟声的敲响，人们都带着美好的愿望，欢呼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人们有理由欢呼，因为刚刚逝去的20世纪对于人类来说，是一个凯歌前行的世纪，但也是一个伤痕累累、有着无数苦难记忆的世纪；接踵而至的两次世界大战是20世纪苦难的永恒标记。人们有理由告别苦难，告别一切现代性惨剧。
在英国社会理论家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是指在后封建的欧洲建立而在20世纪日益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性影响的行为制度与模式。这正是启蒙精神祈求的现实化。现代性、启蒙，这两个内涵实为一体的概念，在20世纪晚期的西方思想文化界激起强烈震荡。在20世纪晚期，在2000年末，有着反思和批判天性的思想家们，没有理由不对三四百年以来由启蒙的理性精神和主体精神所开启的现代性后果做出总的审视。姚大志先生的这本《现代之后——20世纪晚期西方哲学》（人民出版社）就以诚实的文本解读和个性化理性辨析对这一文化审视狂潮做了精彩的原记录和再审视。
20世纪晚期的西方思想界涌动着两股潮流：政治哲学思潮和后现代思潮。这两大思潮实为两大争辩，即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之辩和现代后现代之争；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堪称两大公案。国内政治学界和伦理学界对前一公案较为关注，而哲学、文艺学界和社会学界则对后一公案较为关注，表现出一定的学科隔膜倾向；姚先生在《现代之后》这本书中通过对启蒙的重新审问将这两个关注焦点打合为一。
为了探索这一问题的答案，作者将其笔触同时对准上述两大公案。在作者看来，新自由主义主张启蒙是一个成功的故事，并自命为启蒙的完成者；而后现代主义尽管与新自由主义不同，主张启蒙是一个失败的故事，对启蒙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结果却是相同的，或者说启蒙在两者眼中都已经完成了或终结了。
哈贝马斯说，现代性（启蒙）是一项未竟的工程。这对新世纪的世界是如此，对新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这也是姚先生这本书所要竭力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和信念。
 |
